明清以来，食疗的医疗保健作用更加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。较有影响的食疗养生专著有姚可成的《食物本草》、汪颖的《食物本草》、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、章穆的《调疾饮食辨》、王士雄的《随居息饮食谱》、费伯雄的《食鉴本草》等；在本草著作中，仅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收入的药用食物就有400多种，药粥、药酒100多种。食补和食治的方法不仅仅为医家和养生家所倚重，还渐渐融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，逐渐演变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　　由于水火阴阳、命门相火理论不断完善，明清医家普遍重视养生，将养生延年与肾、命门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如赵献可在服药养生上极力反对恣进含有知母、黄柏等的滋阴降火方药。张介宾根据阴阳一体思想，强调了“养形”的重要，并把善养精血作为“养形”的首要任务，从而纠正了以往过分偏重于养心的倾向。李时珍则揭示了练功与经络的内在联系，强调了治病与养生皆须明了奇经八脉之理的重要意义。